閱讀《無國界醫生的世界》讀書摘要與心得
Hope in Hell: Inside the World of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原書名:《槍口下的急診室:無國界醫生的奮鬥故事》)
柏托洛帝(Dan bortolotti)/著。 林欣頤/譯。
貓頭鷹出版社 2015年3月二版
目次
各界感動好評 2
推薦序 知道有人在受苦 楊蔚齡 4
導論 療癒人類 11
第一章 站著就生產 17
在嬰兒死亡率為西半球最高的國家，無國界醫師組織（MSF）在這裡除了面對醫院人滿為患、高風險的緊急產婦之外，顯然還有更艱鉅的任務……
第二章 比亞夫拉和大黃蜂 51
「以空氣動力學來看，大黃蜂不應該會飛，但還好大黃蜂不知道，所以牠還是儘管去飛。」MSF正是這種大黃蜂，以行動迅速聞名，有時候，他們還會螫人。
第三章 我們不需要另一位英雄 77
當一群來自不同背景、且大多為堅強、獨立、具有領袖特質的人聚在一起時，MSF可以說是「許多單身女性」（Many Single Females）的簡稱。
第四章 身處險地的醫師 103
「然後我看見電影『現代啟示錄』真實上演，武裝直升機飛越山脊而來。我真的嚇壞了，想著我們的團隊正在路上，可能被當作目標……」
第五章 黃色沙漠中 125
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邊境的三不管地帶，數萬名阿富汗流民在此等待援助，但MSF在這片黃色沙漠中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六章 醜陋的事實 147
人道主義不存在於真空狀態，而是在骯髒的現實當中運作、強迫你為原則奮戰。「無國界」是一種精神——永遠要涉身醜陋的現實，你才能做些事情。
第七章 另一半的人如何死亡 169
全球約一億七千八百萬名孩童營養不良，每年導致多達五百萬名孩童死亡。而現在，拯救數百萬名孩童死亡有史以來似乎第一次成為可能。
第八章 盡力演好支援角色 201
百分之四十的MSF駐外人員是後勤人員，扮演關鍵的支援角色，他們可以在十天內蓋出一間診所，圍牆、水井、建築物、廁所一應俱全……
第九章 新冰箱症候群 221
「MSF擅長讓人準備好前往某處，但沒人刻意思考回家也需要做準備。我在那什麼都沒有的地方待了九個月，三十六小時後，我回到加州，置身於超市的蔬果區，對於那兒數不清的蘋果，吃驚到說不出話來……」
第十章 醫師不能阻止種族屠殺 259
一九九四年六月，MSF法國分部號召軍事介入制止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在最殘暴的戰爭中工作了二十三年，MSF未曾採取過這種手段，之後也沒有。
「我們做得還不夠」---歐賓斯基醫師諾貝爾受獎演說節錄 289
作者後記 297
名詞釋義 299
參考資料 301
中英對照表 318
照片來源 332
內容簡介:
在海地剛搭建好的婦產中心，加拿大籍溫蒂醫生一天接生四十個新生兒。義大利籍醫生柯西非法越界進入南蘇丹，在攝氏五十度的環境下照料眾多槍傷及炸傷的戰爭傷患。外科醫生張衛在世界上地雷分佈最密集的城市做了上百次的截肢手術。後勤專家馬丁為了運送冷藏疫苗，必須與哥倫比亞的軍閥與獅子山嗑藥的童兵打交道。美國籍法蘭克醫生越過布瓦凱的停火線，在當地醫院執行無數急救外科手術，並隨時準備逃離當地武裝民兵。當戰火掀起，聯合國職員及其家人在機場大排長龍等候離開時，無國界醫生正抵達入境準備執行緊急任務……，而每一位醫生與後勤人員，都承擔著自己與眾多難民的生存壓力。每當武裝人員開始攻擊無國界醫師團的工作人員，造成醫師與後勤專家的綁架與死亡，總部下達撤退命令時，他們想的第一件事情是，他們走了，這些難民怎麼辦？
從海地的急產室到阿富汗的難民營，從蘇丹的叢林到盧安達的邊境，對於身處世界邊緣的人們來說，他們，就是地獄中的希望。
本書作者除了詳細介紹無國界組織戲劇性十足的成立過程以及所抱持的一貫理念，也深入報導人道組織所面對的各種現象與議題，透過採訪在各偏遠地區實地工作的醫生、護士以及後勤人員等，揭露無國界成員所面臨而外界鮮知的人類苦楚與醜陋真相，同時也側寫參與行動的醫生以及他們本身心理面所受的影響，藉著他們所遇到一則則的真實故事，深入帶讀者瞭解無國界醫師的救援工作、加入動機、所遭遇的危機、挫折與回到原本社會中巨大的自身衝突，以及在這之下，為何他們仍願意日復一日冒著生命危險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本書封底---
書的封面有兩行斗大的紅字:
一九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哪裡有地獄，他們就往哪裡去。他們的進駐， 告訴了受苦的當地人，這世界沒有放棄你們……
在本書的<推薦序---知道有人在受苦>中，寫出無國界醫生組織（MSF）的秉持與堅信:
MSF從1971年發展至今，成立將近30年了，雖然組織的運作也有缺失和難處，但數千名志工和數百萬名資助者，在財務和道德上的支持，就成了MSF的無國界行動。秉持著「行動是為了幫助深陷危機的人」，並堅信：「必須願意越界去照料受苦的人」。因為知道有人在受苦，所以必須看見受苦者；因為看見受苦者，所以願意越界去照料受苦的人，這樣的行動和實踐精神，不只是我們需要的，更是地球人類共通的精神價值。（p.7）
接著的<導論---療癒人類>，說明「無國界醫生」的成立、發展和他們在做的工作:
和所有偉大的文化一樣，「無國界醫生」也有自己的起源神話。根據官方版本，1968年，一群年輕的法國醫師前往奈及利亞鬧獨立的比亞夫拉省紅十字會醫院工作，深受眼前的景象震懾：數十萬名兒童由於營養不良而瀕臨死亡，他們相信自己正在見證一場大屠殺。儘管紅十字會強烈要求志願者謹言慎行，但這群由具有領袖魅力的伯納‧庫希內所領導的法國醫師再也無法默不作聲，他們憤怒扯下袖子上的紅十字會臂章，公開抨擊奈及利亞政府。返回法國後，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呼籲世人關注這場種族屠殺，後來便出現了一群醫師獻身提供緊急醫療援助。大約在同一時期，巴黎的一份醫學期刊也號召志願醫師協助地震與水患的受難者。這兩個團體最後在1971年結合成為「無國界醫生」。二十九年之後，這個組織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表彰其「一反緊急援助的傳統，在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上別開蹊徑、大放異彩」。報導過全球各地戰亂危機的記者大衛‧雷夫，在他2002年出版的《安寢夜床》一書中，稱這個組織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道救援非政府組織」。（p.11～12）
無國界醫生是全球最大的獨立醫療人道組織。2008年，它在65個國家執行專案，所需人員超過兩萬六千名。MSF 以在戰亂地區、難民營、為饑荒所苦的國家高調執行專案而聞名，也在媒體焦點之外的地方執行規模較小的專案，例如：支援農村醫療站、為愛滋病患提供反轉錄病毒治療、為偏遠村落引進新鮮的水及衛生設備。（p.12)
想要了解MSF的工作，首要的是釐清應用於援助團體的某些術語。首先，援助團體對「發展」與「救援」有清楚的區隔。發展機構的目標：它們的專案通常是長期的，始終以永續的觀點專注於提升當地民眾的能力。許多發展專案都是由西方政府資助的外國援助專案，協助當地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則可能有宗教傾向（如世界展望會、福音派聯盟難民基金會），但也有許多不具宗教傾向（如樂施會、兒童救助會）。
救援組織主要專注在救助身陷嚴重危機的民眾，如戰爭、饑荒、傳染病或天然災害。MSF一直隸屬這類救援組織，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援助。組織成員可能在單一地區工作數年，但他們的任務不包括處理造成緊急災禍發生的根本原因。舉例來說，MSF為挨餓的群眾經營餵食中心，但不提供耕種作物所需的鏟子和種子；它為貧困地區提供醫療服務，但不嘗試消弭貧窮。（p.12～13）
當1970年代後期的戰亂造成數百萬人流離失所，MSF這個新的私人組織迅速深入東南亞、非洲、中南美洲的難民營。（p.13）
八○年代，MSF於比利時、瑞士、荷蘭、西班牙、盧森堡增設辦公室，各自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組織的聲望持續提升，發言也愈來愈坦率：1980年，MSF批評柬埔寨的波布政權；1985年，MSF因公開譴責獨裁者門格斯圖上校，被逐出衣索比亞。如今，獲得聯合國機構、歐洲政府、私人捐贈者充分資助的MSF，以其後勤及節約運用資源而受到讚揚。
九○年代，MSF成為全球性組織，在美國、加拿大、日本、香港、澳洲增分部，不過值此同時，援助團體進入空前的自省時期，取代了人道主義的黃金年代。大眾察覺到援助造成的衝擊，明白援助可能導致依賴，甚至加劇衝突。那段時期的危機戲劇性的揭露了救援和干預在道德上的曖昧：在波士尼亞，聯合國維和部隊無力阻擋發生在斯雷布列尼察的七千人大屠殺；在盧安達，胡圖族才剛發動過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種族屠殺，卻能得到源源不絕的援助；在科索夫，1999年誕生了有悖常情的名詞「人道轟炸」。同年，無國界醫生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主要源於在這段艱困時期，它在援助團體間發揮領導精神。(p.14～15）
新千禧年之後的十年間，新的挑戰出現，從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的「反恐戰爭」、達佛及其鄰國查德的恐怖暴行，到尼日的饑荒。MSF持續發展組織：在回教優勢的國家增加新的合作分部、擴展南美洲、非洲、亞洲的辦公室、賦予地方團隊愈來愈多的責任。（p.15)
自始至終，MSF的醫師、護士及其他工作人員持續引發公眾的想像空間，戰地手術的戲碼、富裕的專業人士捨棄舒適生活前往資源匱乏地域的理念令人著迷。這是MSF 部分的故事，但要綜觀全局則遠遠複雜得多———也幸好是如此；微妙的描述遠比諷刺漫畫更具說服力。（p.16)
本書的內容簡介，寫得十分詳盡；導論也等於是對這本書的導讀。<作者後記>寫到:「無國界醫生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傑出的組織，包括他們的志工慷慨分享親身經驗，才能有本書誕生。」，看完這本書，以下逐章分享我的收穫與感動。
第一章 站著就生產
首先介紹無國界醫師組織（以下稱為MSF）是怎樣運作:
如同MSF大多數的專案，這個組織在各地的救援工作扮演的角色，不是一手包辦所有事務，而是支援當地官方醫療機構。大眾對人道醫療援助的一大誤解，就是以為組織工作主要是由已開發國家的醫護人員執行。西方人士對這些外來者（或稱外地人）最感興趣，然而實際上，現場工作大多由在當地聘用的醫療專業人士或非專業人士完成，他們稱做「地方雇員」（2008年，將近兩萬兩千名全職地方雇員投入MSF的專案，而外地人則僅有兩千名左右）。在某些情況下，外地醫護人員鮮少實際診療，而是專注於監督、訓練、管理。
專案會成功通常來自地方雇員的素質；即使在醫療訓練令人存疑的國家，當地的醫療人員也是組織最大的資產。溫蒂‧賴醫師說：「地方雇員不只知道當地政治如何運作，也懂得怎麼執行醫療業務。我無疑從剛果的地方雇員身上學到很多。在世界的那個角落，瘧疾盛行，而我對瘧疾有什麼認識？不多。我有基本概念，但碰上瘧疾可能顯現的各種症狀，我完全沒經驗。結核病、傷寒、麻疹也是一樣，地方雇員比我更擅長診斷、治療這些疾病。」（p.22～23）
再來是我看到這章的主題:站著就生產。
貝爾是海地專案的後勤協調員，她要協助將太子港舊的聯合國倉庫改造成新的婦幼醫院。她去視察舊的醫院時，發現那裡的候診室，那其實是架了鐵皮屋頂的戶外空間，那裡完全是一團亂———正在分娩的產婦尖叫撕吼著。就在她的面前。有個女人用手接住剛出生的嬰兒；她本來坐在長凳上，然後她站起來，接著她手中就有了小孩，真不敢相信！地上、樓梯間、到處都有嬰兒誕生，她說她甚至沒辦法走上樓梯去看看其他樓層。（p.25～26）
【※我著實驚訝!生產不是要經歷十級陣痛、母嬰奮鬥許久才能完成的事嗎?】
一個月後貝爾和溫蒂‧賴醫師成功生出了一間醫院———茱迪安醫院。它是一間緊急產科醫院，2009年3月正值產婦之家全力運作時，MSF決定增加限制，只收容狀況緊急和高風險的產婦。結果，這間新醫院如今每個月約有400名嬰兒誕生，不到茱迪安醫院在生產高峰期處理分娩次數的四分之一。
茱迪安醫院的人滿為患突顯出MSF的一項重要原則：組織必須小心避免複製進駐國家的醫療照護系統。因為茱迪安醫院連狀況最正常的產婦都收容，MSF有可能削弱太子港公立醫院的服務。賴醫師也說:「假如我們什麼病人都收，很快就又會每月處理1200次分娩，而那不是我們駐進當地的原因。」（p.27～28)
塞班卡頓醫師接替了溫蒂‧賴醫師在海地的產婦之家任職。藉著她的工作，作者寫出海地婦女的許多問題:
在此地資源稀少的情況，有位婦女，因是葡萄胎，需要來回追蹤，需要檢查兩年，但她似乎不太可能走完這些步驟。醫生說：「她會回診嗎？她知道自己的狀況嗎？如果腫瘤轉變成惡性的，誰來負擔藥費？能夠及時發現嗎？」
「有愛滋病的母親，在分娩前或期間給予母親反轉錄病毒治療，也可以給新生兒投藥，至少是第一劑，並盡力確保母親會參加一項還有名額的追蹤療程。」
嚴重貧血是這間醫院的另一個長期問題。孕婦因為前置胎盤導致嚴重出血，必須休息幾個月。塞班卡頓醫師說：「在這裡，如果出血停止，而且再發生的機率不高，我們會交代她們休息，別做粗重工作。但她們究竟要怎麼辦到？誰代替她們提水或做其他家事？我不知道。」
還有早產兒的問題。這些孩子受到感染無法應付，因為他們的器官還不太成熟，最後，只有最強壯的孩子會活下來。這成了父母親的大問題：他們拒絕這些孩子。父母親不想帶孩子回家，因為他們每兩個小時就必須花20分鐘注射餵食，而許多婦女沒有能力那樣做，為了生存，她們必須為其他事情奮鬥。」（p.31～34）
身為專注於拯救生命的人道援助團體，MSF從不希望專案長久延續下去。當然，有些專案持續數年，因為若是MSF 離開了，當地民眾將無依無靠，但饑荒會結束、戰爭會平息，情勢通常會恢復正常，此時國家就需要開始運作，由當地來管理醫療體系，而MSF根本無法提供這樣的進程。(p.41)
但，民眾顯然不希望MSF離開。
然而一場毀滅性的地震，改變一切。作者在這章的<後記>寫著:
無論MSF必須分階段終結海地專案的哪些計劃，一切都在2010年1月12日下午4點五十三分消失了。那一刻，整個島嶼遭受毀滅性的地震搖晃，死亡人數永遠無從確認，最確定的估計數字是超過二十二萬人罹難———可比擬2004年的南亞海嘯，另有30萬人受傷，約1300萬人無家可歸。(p.44)
溫蒂‧賴醫師說：「對MSF來說，這場地震改變的一切。1月12日之前，這個國家比過去穩定許多，暴力層級降低，政治更加安定，我們甚至在思索是否還應該待在這裡。但如今民眾脆弱多了，在可預見的未來，MSF將繼續在這裡。」(p.49)
第二章 比亞夫拉和大黃蜂
寫MSF的發展史。在<導論>就有。
第三章 我們不需要另一位英雄
文森‧伊查夫出生於古巴，這位外科醫師年紀70出頭，也是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成長，他初次面對苦難的經驗就是在自己的祖國。他說：「後來到世界各地跑過之後，我明白了醫師的職責不僅在治病賺錢，還要將時間和知識奉獻給窮人。我深信任何人類都需要撥出時間做人道工作，但醫師尤其需要。」（p.81～82）
非醫療人員也受到可能的挑戰所吸引。一位MSF管理者憶起他的第一次任務是到索馬利亞，説自己必須坐下來和聯合國及軍方開會，每個月掌理大約四萬美元現金，與摩加迪蘇、奈洛比頻繁以無線電聯絡。「對25歲上下的人來說，那種工作很棒。每一天都不同，有些日子絕對是不可思議；當時我做了許多從沒想像過自己能辦到的事情。」（p.85)
2009年，MSF啟動計劃治療卡拉達卡的利什曼原蟲病患者，該地位於局勢多變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份。前往偏遠地區治療疾病的挑戰，是許多MSF的共同動機。（p.91照片下的說明）
這章有一個紀錄訓練新手的活動:
派新手出第一次任務之前，MSF會讓他們參與訓練計劃，向他們介紹組織的哲學，教導他們實務技巧，例如怎麼使用超高頻無線電或替公務車換輪胎（也讓接受招募者心意動搖時有機會離開）。這個預備課程多半聚焦在如何應付救援現場。前往阿富汗之前，護士凱絲琳‧波斯勒在阿姆斯特丹受訓。第一晚，她和其他新手發現自己晚上10點置身荷蘭的森林中心。她說:「他們將我們分組，發送地圖，接著要我們擠上公務車，把我們載到樹林放下，給了我們一大塊防水布和幾根木竿。他們說：『好啦，祝你們好運。你們得找到地圖上的這個紅點，在那裡蓋出一間廁所。我們不會告訴你們這是哪裡，不過指南針在這兒。』所有挫敗在早上五點時終結，我們找到紅點，蓋好廁所；整段時間你都在學習如何利用無線電通信。當然，先前他們沒教過要怎麼聯繫；只是讓你知道在救援現場嘗試聯繫別人可能會有多挫折。」（p.100)
第四章 身處險地的醫師
這章記錄一位在1792年法國大革命時，名叫多明尼克‧拉雷的26歲醫生的事蹟。他是戰地醫療的先驅。看著傷患因延誤治療致死令他大感挫折，於是他思考該如何將傷兵從戰場快速送達軍事醫院，並在途中先做治療。他的解決方法是「飛車」，以四輪馬車載運急救物品、醫療團隊、助手以及帶著繃帶的鼓童隆隆駛入戰地。還有他的傷檢分類制度：這種前所未聞的創舉是訓練醫務兵不只確認誰傷勢最嚴重，也要確認誰真的有可能存活。
拉雷在其他方面也做了革新；他研究傳染病的爆發，學會隔離病人。他做過數百回截肢手術———包括1812年9月波萊丁諾戰役期間一天內就做了200回，而從肩關節切除手臂的手術至今仍與他的名字相連結。他一視同仁的行醫態度，和他在外科方面的革新同等重要。在挽救被眾人視為自殘以逃避戰役的軍人後，他寫道：「傷口是否為自身造成不是由醫師判定，法官才該扮演那個角色。醫師一定要是自己病人的朋友，不論有罪或無辜的人都必須照料，心力只專注在傷勢上，其餘都不關他的事。」兩個世紀以後的MSF醫師可能也會說出這番話。（p.109)
112頁有張照片，在受到戰火摧殘的安哥拉中部奎托，有位男孩嘗試在街上賣東西賺錢，碰上警察向他要錢。程衛醫師說：「男孩不給錢，所以警察開槍射穿他的手，造成男孩的手必須切除，我救不回他的手。」於奎托出任務的八個月間，程衛醫師為地雷、槍傷、刀傷病人做了上百次截肢手術。奎托是世界上地雷分布最密集的城市，數千顆地雷埋伏在農地上及水源附近，任意奪去民眾的性命及肢體。
【※可惡的警察!跟土匪一樣。】
戰鬥一直斷斷續續發生地區，有好幾次，子彈漫無目標地掠過院區。當迫擊炮的攻擊愈來愈響亮且靠近時，就有大量傷者湧入急診室，醫師召集護衛隊，送重傷者到大約30分鐘路程外的紅十字會戰地手術小組；然後他們開始處置其餘病人，清理傷口、挖出彈片、注射破傷風預防針。
一如所有在動亂國家工作的駐外人員，他們有撤離管道，以防狀況真的變得太糟。某段時期，他們會撤退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在那裡討論是否徹底放棄該專案。當情勢變得不穩定時，MSF歐洲總部或現場任務負責人可以命令駐外團隊撤離，但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願意承擔多少風險。席特曼醫師說：「我們知道危險性比過去大多了，因為戰火就要蔓延到鎮內。但幾乎所有人都決定要回去，在戰區工作，而這顯然是正確決定。遭受迫擊炮攻擊期間，你看見孩子受傷、驚嚇尖叫，於是明白假如MSF沒在那兒，他們會在街頭尖叫卻沒人幫忙。」（p.121)
【※可憐無辜的孩子，受到傷害，除了驚嚇尖叫，還是驚嚇尖叫!】
克麗斯汀‧納多利曾跟隨MSF到10幾個國家工作，但只有一次參與戰地手術。她在車臣只待了三個月，她學得很快，很快就開始訓練新來的駐外人員她自己也才剛學會的事情。她記得有位丹麥護士敬佩地看著自己奮力點燃有瑕疵的煤油爐用來消毒手術用具。「我消毒的同時還有手術正在進行，那名護士心想：『我絕對沒辦法這樣做。』她認為我瘋了，但一周之內，她也在做同樣的事。是我把人招募進來，我也要設法減低大家對於身陷水深火熱卻空無資源的恐懼。我們不會要求護士成為醫師，或者要醫師會動外科手術，但你有能力做的事情確實會愈來愈多。」(p.123)
第五章 黃色沙漠中
這章讓我想到孔子說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但是MSF是人道救援組織，他們秉持著「行動是為了幫助深陷危機的人」，並堅信：「必須願意越界去照料受苦的人」。他們勇往直前，進入危邦。
這章是寫，MSF他們在當地設置了預防接種中心，一天可替1200位民眾接種白喉疫苗。其他還有注射麻疹、霍亂疫苗。當然還有治療這些傳染病時的種種狀況和醫護人員在此執行醫療時的危險處境。
駐外人員和當地雇員的工作關係好時，彼此會交換資訊。凡吉賽爾說，阿富汗醫師和護士教導她認識的不只有白喉，還有麻疹；西方醫師通常透過教科書上的照片認識麻疹，欠缺第一手觀察。她說當地的醫療人員大多受過良好訓練，但有一盲點。「塔利班時期，醫師都是男性，撤掉了婦產科，所以他們不懂月經、更年期、流產、分娩，也不知道性傳染病，因為他們從未替女性做檢查，但他們非常渴望學習。」即使在後塔利班時代的文化中，男性也不能替女性做完整的檢查，他們隔著衣服聆聽心臟和肺部，有時甚至隔著巴恰———許多帕施圖婦女穿來遮蓋身體和臉的厚布。這代表醫師必須揣測，因而往往過度使用抗生素。由於資訊不足，有些時候他們可能低估腹痛或婦科問題的狀況。（p.129)
第六章 醜陋的事實
MSF會先探勘災區，再做支援救護。
1998年，南蘇丹10年來最嚴重的饑荒期間，擔任MSF後勤專家的塞德斯全德負責監督「定期食物空投」。如同非洲無數次的糧食短缺、戰爭、旱災連同經濟因素造成那場饑荒，導致多達25萬人因飢餓或疾病喪命。他說「當安全人員放民眾進來時，數千人帶著小水瓢和小碗擠進空頭區，舀起塵土或泥巴，只為了拿到摻雜其中的10顆玉米粒。」（p.148)
【※唉，真是讓人感傷！豐衣足食的我們實在不能想像這樣的場景。】
少有比孩子捱餓更令人痛心的景象，但及時獲准進入治療性餵食中心的孩子可於三十天內復原。隨著他們的肌肉塊開始增生而增加分量，直到達到某個體重值，然後就能晉升到補充性餵食中心。在那裡，他們會吃到固體食物：麥片粥、豆子、高蛋白餅乾或有療效的花生醬「胖胖豆」。(p.149)
你不必身為醫師或護士，就能知道開發中國家有無數人喪命的原因是無知的暴力、欠缺基本藥物或醫療人員缺乏所需的訓練或工具，但親眼看著這些病人死亡是另一回事。即使在救援現場待過八年，護士蓮恩‧歐森還是從來都不習慣。她說：「在獅子山，我送一位母親到醫院開刀，她有個四個月大的寶寶，而我不知情，後來他們聯絡我說：『母親死了，你們要我們怎麼處置嬰兒？』他們將四個月大的嬰兒送回來給我們———後來他死於腦膜炎，我帶迫切需要剖腹產的婦女到醫院，但醫師外出開會，她因此送命，她的寶寶也死了。第二天我必須帶她的丈夫回村莊，並表示我很遺憾。在MSF 遇上這類事情令我最難承受。」（p.159)
即使在MSF的心理學家有機會直接輔導病人時，也不一定會像外科醫師醫移除子彈或治療罹患瘧疾的嬰兒時那樣受到感激。受創者沒有快速療法。心理學家艾德麗安‧卡特表示：「做這種工作，你會和這些人變得很親近，沒辦法在離開他們返回家鄉後，就不再掛念他們。每次我都發誓不要投入個人情感，我只是去做自己的工作，結果從來都辦不到。」（p.166～167）
第七章 另一半的人如何死亡
這章大部分在詳述瘧疾用藥的演進和愛滋病的治療。
1999年，無國界醫生組織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那年12月歐賓斯基於挪威發表諾貝爾獎得獎演說，MSF領取了相當於100多萬美元的獎金，他們決定用這筆錢啟動「基本藥物進用運動」。「基本藥物」這個名詞不純粹是修辭用語，而是由世界衛生組織列出的清單，包含300種以上的藥品，適用從愛滋病到痛風的各種疾病，這些藥物被視為建立基本醫療照護系統的最低需求。
「瘧疾和愛滋病不僅症狀和傳播方式不同，在文化層面也有極重要的差異。適當的治療可以迅速徹底治癒瘧疾；相反地，感染愛滋病的人餘生都要服藥。瘧疾不帶污名，醫師在治療病人時遭遇的社會障礙遠遠較少，至少在牽涉到為藥物進用奮戰時，最重要的也許是，北美洲及歐洲約有兩百萬名愛滋感染者，即代表西方有暢所欲言、資金充裕、組織良好的運動團體，願意聲援開發中國家的愛滋感染者，而那種壓力似乎造成影響。」（p.182)
MSF的「關懷飢餓」活動始於2007年，衍生自該組織在尼日的經驗。2005年，MSF在尼日治療了超過六萬三千名嚴重營養不良孩童，單單馬拉迪就佔了三萬八千人，規模遠大於所有MSF 做過的營養干預。他們嘗試了一項新策略：如果檢查時發現厭食、嚴重腫脹或其他嚴重疾病，孩童可以入院；但如果營養不良沒有併發症，孩子會被送回家，帶著一周分量的「胖胖豆」———這種相對新型的產品稱為即食治療性食品（簡稱RUTF)。MSF人員對母親或照顧者說明，孩子每天應該吃兩包92克包裝的胖胖豆，一周後再回餵食中心做檢查。(p.192～193）
193頁的照片有個12個月大嚴重營養不良的孩子，躺在尼日馬拉迪的MSF營養診所加護病房裡，他經過治療仍無法增加體重，於照片拍攝三天後過世。
【※真的是皮包骨，可憐的孩子！】
相對在195頁的照片下說明：
「胖胖豆」及其他及即食治療性食品徹底改革了沒有併發症的營養不良治療方法。即食治療性食品讓父母親在家餵孩子，而不是在醫院裡，因而大幅提升了營養計劃的成功率。
【照片中的孩子拿著「胖胖豆」，滿足地笑了！】
可惜的是，即食治療性食品的廣泛使用因為某個原因而延緩下來，這個原因就是同樣導致愛滋病患長久以來無法獲得反轉錄病毒藥物的議題。
MSF指出，雖然援助國家每年花費數十億提供糧食援助，實際用於對抗營養不良的經費不到百分之二。即食治療性食品沒有更加廣泛生產的原因之一，是Nutriset公司握有「胖胖豆」配方的專利權。2009年年底，MSF寫了一封公開信，批評該公司以智慧財產權訴訟打壓競爭者。「看樣子，貴公司決定採取保護專利權的激烈手段，而針對人道主義產品採取這種手段可視為濫權。」如同可負擔愛滋病治療的法律爭議，有關進用即食治療性食品的議題可能也需要數十年才能解決；值此同時，有一億七千八百萬名孩童在等候結果。(p.198～199）
第八章 盡力演好支援角色
這章在寫MSF的後勤人員。
戴伊和勒繆是MSF的後勤人員，任務一開始通常會去見見地方要人，設法建立關係。「我的工作就是成為MSF在社區中的代表形象，確保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究竟在那裡做什麼。如果叛軍和社區和我有私交，可以具體明白我們在做什麼，而且喜歡我們做的事情，會讓我們的安全更有保障。」（p.204)
一趟任務期間，MSF 後勤專家可能要監督建造新的醫療診所、安裝無線電通信設備和碟形衛星信號接收器、翻修團隊的生活空間、替故障的吉普車找零件、僱用當地工匠、為駐外人員訂機位、尋找卡在海關的運抵補給品。這一長串的責任意謂MSF後勤來自各種背景：有技工、船長、建築工人、種樹人、旅遊業者（擔任MSF其他職務的男女比例幾乎不相上下，後勤卻一面倒是男性）。優秀的後勤專家對很多事情都略知一二，儘管不全是技術行家，他們的腦筋一定動得很快，可以隨機應變解決困難，迅速適應不熟悉的環境。(p.208～209）
護士蓮恩‧歐森說，後勤管理讓MSF在救援現場表現突出。「發生緊急狀況時，MSF可以在幾天內連人帶設備進駐當地，他們不需要申請經費，不需要浪費時間取得補給和物資。如今他們已經老練到可以非常高段地迅速運作，似乎隨時準備好能夠支應他們需要的人事物，在需要時加以利用。他們做事的方法不一定正確，也不一定採取最圓滑的方式，但他們有能力去做。在我參與過的每個專案中，如果我說還需要一個司機、一輛車、一個護士，或者需要翻新這個地方———不論需要什麼，我都會得到。在獅子山，我需要在十天內有一間診所，他們就在十天內從頭蓋出一間診所，柵欄、圍牆、建築物、水井、廁所、清潔人員、護理人員ㄧ應俱全。」（p.210～211）
若說MSF內部有無名英雄，那一定非水利和衛生保健專家莫屬。當媒體焦點都集中在醫護人員身上，卻沒有讚美湧向抽水機和水井，沒有電視特寫拍攝針頭收集容器，也沒人在清空廁所的水肥車行經路線上灑玫瑰花瓣。但在腹瀉疾病躍升為主要死因的地區，或經由蚊子傳播的瘧疾盛行地區，水衛人員也可能救人一命。（p.214)
在215頁整頁就有一張滿身被蒼蠅停留的水衛人員，他也是本書的封面人物。照片說明：水是生命的基本元素，卻也可能成為疾病和死亡的源頭。MSF的「水衛人員」負責支援醫院、醫療中心、難民營可靠的新鮮供水及有效的衛生設施。
第九章 新冰箱症候群
這章寫MSF的醫護人員被挾持的事件。
護士蘿拉‧亞契在聽到南亞海嘯的消息時，主動出擊到需要幫助的社區去幫忙。她說：「當地的水受到污染，民眾有擦傷、骨折等小傷，多半導因於重建過程而不是海嘯本身。我待的村莊沒有本地醫療人員，甚至沒有人解說應該先把水煮沸再喝。」
她在亞洲待到2005年，然後再次接洽MSF。這回組織接納了她，立刻派她前往查德，MSF在那裡為兩個的民營大約四萬人提供醫療照護。身為推廣護士，她的角色是在營地內做社區教育，協助民眾了解MSF的角色以及判斷自己何時該來就診。她最後還協助推動營養計劃，並為遭受過性暴力的婦女開設診所。2009年3月11日晚上，亞契親身體驗了這種暴力，就是她和兩位同事被綁架了。整個過程寫在226～229頁。他們被挾持了3天才安全獲釋。亞契也因為這事件再無法重回蘇丹。
38歲的肯尼‧葛萊克，是MSF荷蘭分部北高加索任務的負責人，任務範圍涵蓋受到戰爭摧殘的車臣。他於2001年1月被擄走，遭挾持將近一個月。被擄走的那天，他正要離開史泰利阿塔基鎮，當地距離車臣首都格洛斯尼約20公里，是他十分熟悉的區域。綁架算是車臣的在地消遣，駐外人員也免除不了這種暴力事件。
作者說葛拉克的案例證明了最好的安全保障是在社群中具有知名度。
葛萊克說：「那裡所有的車臣醫師都知道我，我在那個地區有很多朋友，他們開始接觸各方人馬：俄羅斯團體、犯罪團體、支持車臣的團體，表達著他們無法接受這種做法。從事這種活動的人經常受傷，所以車臣醫師替很多人治療，他們用盡各種管道，開始要求我獲釋。他們對自己認為可能參與的各個團體說，『聽好，你的母親或是表哥在MSF設立的醫療機構看過病，使用肯尼親自帶過來的藥物。你怎麼能這麼做？你得負責把他弄出來。』他們有些人會說出罔顧道德的話，例如：『如果這件事持續下去，我們要停止治療你們的人。』」最後，2月4號晚上，葛拉克就被釋放了，綁匪把他送到他車臣醫師朋友的院區。（p.232～235）
另外，擔任瑞士分部負責人的荷蘭公民奧揚‧厄克爾在馬卡赤卡拉被擄走，該地區為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首都，與車臣為鄰。挾持了607天，瘦了將近20公斤。（p.240～243）
作者說，從救援現場回來的醫護人員可能還多了一層障礙，因為要重新適應原本的醫療環境。在開發中國家，每天都會看見有病人步行數小時來到醫療中心，病情卻嚴重到沒有指望救活。然後他們回到家鄉，候診室內淨是流鼻水的人，對某些人來說，這根本不算問題。另一位醫生坦承MSF之旅使他質疑西方傾向積極治療絕症，但沒有影響到他平日對病人的照顧。「當我看見扭到腳的孩子，我不會說：『你來幹什麼？要是你在難民營的話……』那樣講有什麼意義？兩件事完全不相干，你得克服這一點。」
其他人卻發現自己沒那麼容易在兩個世界間來去自如。（p.254)
第十章 醫師不能阻止種族屠殺
「北韓發生饑荒期間，」賀尼‧布赫曼說，「我們發現我們帶去的一切，無論是醫療服務或高蛋白糧食，都被北韓政權用來壯大自己，成為加害者的資源，而不是受害者的資源。」與其受到操縱，MSF寧願選擇將團隊撤離該國，公開揭露此一狀況。
布赫曼也認為，當只有MSF見證大規模嚴重的罪行時，就有正當理由直言不諱。這種情況發生在2002年的安哥拉，MSF是戰爭結束後第一個進入某些地區的非政府組織。「我們撞見大批民眾處於駭人的狀態：飢餓，由於強迫勞動、奴役、強暴等可怕境遇而極度虛弱。政府軍和游擊隊都把這些民眾當奴隸，我們是唯一的目擊者，所以我們認定自己必須揭發這件事，因為如果我們什麼都不說，沒有其他人會說，而我們不能不告訴別人這件事。」（p.265)
MSF的倡導工作還有實幹性，身為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專案的人道事務長荷南‧德瓦爾向阿富汗流民伸出援手時，就實現了這個部分。不過有人有因此批評MSF自認是民眾福祉的守護者，以為自己永遠知道怎麼做最好。針對這一點，德瓦爾也再次使出MSF的王牌：自行籌措大多數資金所造就的獨立性。「做這份工作，你大可以說：『我在為民眾發聲。』誰能夠反對？你可以真的在開會時說：『我們不是因為想向聯合國難民署要更多錢才為這個營地要求更多的水，而是因為民眾需要喝水。』他說其他非政府組織只會勉強承認，他們希望自己也有同等直言不諱的自由，卻擔心失去聯合國或政府機構的合約。「他們會私下告訴你：『我們同意你們說的，我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原則，但我們的薪水從那裡來。』因此，曾撰文批評援助機構如何可能為資助者的利益左右的記者大衛‧雷夫，就說MSF「讓其他團體既羨慕又怨恨。重要的是，它是人道主義世界的良心」。（p.265～266）
【※說穿了，就是錢！拿人的手軟。】
276～280頁，作者寫出盧安達的種族大屠殺。MSF在這中間撤走的恐怖過程以及他們董事會開會想阻止種族屠殺的決定。
但是「屠殺者領袖策動盧安達人出走潮，拖著平民跟他們一起走。後來在營地中揭露的文件詳細記載了他們的計劃：一般民眾越過邊境，投靠等在那裡的援助機構，這些屠殺者會勒索國際援助來資助他們的政權。他們會利用營地的庇護來休養生息、重振旗鼓並計劃返回盧安達，完成他們啟動的種族屠殺。不知情的援助團體正好稱了他們的意。」（p.280) 這不是和援助北韓一樣嗎!
對無國界醫生組織和整個人道圈而言，盧安達事件是個分水嶺。先前已有援助曾遭濫用，機構受到操縱，流亡的軍事政權把難民營當成庇護所。但過去賭注從沒有這麼高，援助機構的角色也從來沒有在兇手的計策中這麼不可或缺。費歐娜‧泰瑞寫道：「這促使我們所有MSF成員深刻省思人道行動代表什麼，以及到了什麼時點它就失去意義，淪為服侍邪惡技術性功能。」超過10年後，這樣的省思還在持續。對於無法終止種族屠殺的醫師而言，盧安達事件劃開的傷口尚未癒合。（p.283～284)
作者寫道:MSF智慧、魄力和情感兼具，設法避開了人道援助的陷阱。它的醫師和護士能認清自己提供的援助有其極限，而且經常省思自身的工作。 然而他們不會在危機中不知所措———相反地，這個團體派人進駐現場、提供醫療援助的效率，不輸其他非政府組織。MSF也許會因憂慮或沮喪而扭絞雙手，卻不會綁住它們。
無國界醫生無法拯救世界，而且很早以前就不再假裝自己辦得到。「我們很多人想要做更多，」大衛‧莫利說，「我們想要看到更公正的世界，但我們必須專注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而我們能做的是簡單、微小、深刻的事情。」（p.287～288）
「我們做得還不夠」---歐賓斯基醫師諾貝爾受獎演說節錄 (p.289～296)
受獎演說很精采，我擇錄了一些:
「我們行動是為了幫助身陷危機的人，而我們做得還不夠。為處境危急的人提供醫療援助，是嘗試保護他們，抵禦威脅到他們生而為人的事物。人道行動不只是單純的慷慨、單純的慈善，而是力求在不正常中建構正常。我們不僅提供物質上的協助，還企圖使人重獲生而為人的權利和尊嚴。身為獨立的志工團體，我們致力於為需要的人提供直接的醫療援助。但我們不是在脫離外界的狀態下行動，也不是對著空氣空泛發言，而是以清楚的意志去推動、激起改變、去揭露不公。我們所做的、所有說的都基於義憤，拒絕接受積極或消極地打擊他人。（p.290)
人道主義有其極限。任何醫師都無法制止種族屠殺，任何人道主義者都無法制止種族肅清，任何人道主義者也都無法引發戰爭。任何人道主義者都無法創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義務。容我清楚說明：人道行動是最無關政治的行動，但若認真考量其作為及道德寓意，人道行動卻具有最深刻的政治意涵，其中包括反對縱容犯罪者。（p.294)
我們的志工和雇員在尊嚴日日遭踐踏的民眾當中生活和工作，這些志工自願用他們的自由，使世界變得更讓人能忍受。有關世界秩序的爭議儘管喧騰，人道行動卻只歸結於一件事，那就是個別的人類向處境最困難的人類同胞伸出手；一次繫上一條繃帶，一次縫合一個傷口，一次注射一支疫苗。 無國界醫生組織在約80個國家工作，其中超過20國處於戰亂狀態，我們有項特別的使命，那就是告訴世人我們的所見所聞，而這一切全都在冀望暴力與破壞的循環不會永無止境。
接受這項殊榮的同時，我們想要再次感謝諾貝爾委員會肯定人道援助遍及全球的權利，肯定MSF選擇的路：持續直言不諱、懷抱熱忱、堅守志願服務精神的核心原則、一視同仁，以及相信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醫療援助以其生而為人的認同。我們想要利用這個機會表達我們對志工及當地雇員最深切的感謝，他們讓這些雄心勃勃的理想具體落實，而且我們相信，他們為歷經如此巨大苦難的世界帶來些許和平，是MSF的活見證。（p.295～296）
無國界醫師所處的「世界」，我無法親臨。但從書上看到的、電視上報導的、 歷史的紀錄，我都覺得戰爭是很可怕、很無情的。它讓人民顛沛流離、頓失所依。往者已矣，苟存的人猶如生活在人間煉獄，何其恐怖!我不要戰爭。但是現在我們每天還是可以在電視新聞看到俄羅斯、烏克蘭戰爭和以色列、伊朗戰爭。戰況還如火如荼!
甜甜 分享於114年6月27日
讀書會 (21)